3月28日下午，深圳市资产管理学会·全球大湾区金融家大讲堂第十四期，2020年线上第三期圆满举办。特邀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负责人周昆平博士担任主讲嘉宾，以“积极抢抓新基建市场机遇”为主题展开了分享。周昆平博士从新基建的重大意义、主要特征、地区分布、融资规模、风险等角度进行全面梳理，并基于商业银行的视角提出了机遇、挑战以及应对策略。翔实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引人深思，让大家受益匪浅。直播间讨论区听众各抒己见，互动环节积极提问。
主讲嘉宾分享
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负责人周昆平博士
周昆平博士本次分享涉及七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新基建的意义；第二是新基建新在哪里；第三是新基建的重点地区分布；第四是融资规模和模式；第五是风险；第六是商业银行的机遇和挑战；最后是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周昆平博士首先提到，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特别是目前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新基建应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其次，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通过两个渠道：自主科技创新和外部技术引进。逆全球化兴起的背景下，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获取国际最新技术的难度。
而新基建可以不断激发中国科技创新的动力，为新一轮的技术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推动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向自主可控的转变。再次，新冠疫情对推动数字化转型非常重要，我们看到了线上购物、在线教育等消费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居家办公、线上招聘等企业生产的数字化转型，疫情图、健康码等治理模式的精细化升级。发力于科技端的新基建天然含有数字化基因，是加速“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最后，他认为传统基建对经济托底的边际效应在减弱，新基建可以为“新动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以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具有可持续的投资拉动效应，未来投资空间巨大。从以上四个维度来看，新基建对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那么，新基建“新”在何处？周昆平博士认为，新基建具有四大新特征。新领域：不同于传统基建聚焦“铁公基”领域，新基建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领域，并且不局限于“硬”的基建，还包括“软”的基建，如系统和平台等，既有“硬”的，也有“软”的。新资本：新基建投资主体大幅放开，社会资本参与空间增大，对财政直接投入的依赖性较传统基建降低。新机制：大部分项目将由具备相应技术能力与资本实力的参与方通过市场化模式自行商业化实施，或者与地方政府合作实施。新融资：在融资方式上更加多元化，注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方式并行。
接着，周昆平博士以详实的数据和图表展示了新基建的重点地区分布。他分别介绍了5G基站建设、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的分布情况。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5G投资建设速度和规模都领先西部地区；我国用电大省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未来国家不断提高用电富余区域外送能力将带动特高压建设不断推进；东部地区是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消费区域，广东、江苏、北京、上海、山东、浙江等前10个省市的充电桩就占到全国的74%左右；北京工业互联网企业数量占到全国三成，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前5个省市工业互联网企业数量合计占比约68%；华东地区大数据中心在典型园区数量方面优势明显，典型代表包括上海市和浙江省，华北地区大数据中心的产业规模在六个区域中处于领跑地位；人工智能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
他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从这两个维度来看，人口密集和净流入地区，以及与新基建匹配的新兴产业发达的地区，其新基建投资空间较大。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和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作为新兴产业发展程度的参考，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地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对于新基建的潜在需求预计也相对更大。
谈及新基建的融资规模和模式。周昆平博士分别介绍了5G基站、特高压线路、城际高速与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的投资内容和投资规模。
他指出财政投资不能再复制传统基建支出模式。传统基建主要由财政资金主导推动，导致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隐性债务问题，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财政压力和违约风险。新基建资金将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对于市场主体有参与意愿的投资项目，通过放松规制让市场主体可以直接投资；对于市场主体参与意愿不足的投资项目，通过设计合格的PPP合同加强对市场主体的吸引力。这可以更好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则更加注重明确自身定位，充分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做好统筹规划与配套支持工作。
在发展新基建的同时，不能忽视新基建的风险。第一，新基建部分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比较长，投资期间也没有现金流，风险相对比较大。第二，一些新基建项目使用的支撑技术不断迭代创新，技术路线及技术标准存在选择错误的可能性。第三，竞争激烈可能导致盈利模式和盈利情况可能低于建设前的预期。第四，所匹配的新兴行业发展不及预期，相应的新基建的需求不足。
最后，周昆平博士结合商业银行的实践分析了商业银行的机遇和挑战。对于商业银行来讲，有四个方面的机遇。一、银行是各类基建债券或信贷的主要出资人。新基建力度增加，有助于缓解内需不足带来的银行资产增速压力。二、新基建项目整体资产质量较好，有助于在提振银行资产增速的同时，稳定银行资产质量。三、加快新基建建设也将有效带动上下游企业，增加对银行业金融服务的需求。最后，新基建将助力新兴产业发展，为银行业务打开新空间。
但是对银行也有挑战，挑战在哪里？一个就是担保，担保措施可能较弱。部分参与新基建的企业可能具有轻资产运营的特点，可供抵押物不足且价值不易衡量，所以同时伴随技术不断创新部分抵押物还有快速贬值风险。第二方面是授信，我们的授信体系难以较好匹配。当前授信体现适应传统工商业，强调看得见、摸得着、押得住，与新基建特点存在明显差异。第三方面是产品，“商行+投行”模式有待探索。新基建存在较多的股权融资需求，对商行+投行业务的提出更多要求。第四方面是定价，现有定价策略对部分新基建项目吸引力不大。部分项目股东背景强、融资定价低，现有定价策略在市场竞争中难以具备竞争优势。
那么商业银行如何抓好新基建这一风口？周昆平博士提出如下四点应对策略：
第一点，加强项目源头的营销，比如加强与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中央有关部门还有地方政府的沟通；对于重点客户要进行名单制管理，摸清新基建项目情况，要开展总分行联动专项营销；与政策性银行进行合作，沟通项目信息、融资方案。
第二点，以综合化经营为手段，以综合化收益为考量，合理制定新基建项目融资规模和定价。在科学测算总体综合化收益回报的基础上，制定“有市场竞争力”的新基建项目融资规模和资金定价范围。以总分行联动、“商行+投行”模式争揽优质项目，敢于做主办行、牵头行，以便在“算总账”过程中争取更有市场竞争力的融资价格。
第三点，持续加强新基建领域的行业研究，包括企业研究和项目研究，尤其是加强“产业+区域”相结合的模式研究，把握行业政策、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摸清行业内主要企业经营和项目实施情况，以专业深入的行业知识武装营销和风控队伍。
第四点，合理防范项目信用风险和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适应新基建项目融资规模较大、融资期限较长的特点，合理增强项目长周期角度的风险评估力度，着力加强实效性贷后管理措施。强化在新基建融资领域的市场化、透明化规范操作，防范部分新基建项目尤其是地方平台参与的新基建项目的合规风险，避免形成增量地方隐性债务。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巴曙松教授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专门邀请了周昆平博士，给我们畅谈新基建。目前在整个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也好，全球也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座就变到线上了，大家的线上办公用的就空前多了，电商支撑着整个城市日常的运转，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城市化时代的大都市的基础设施了。所以这些变化，其中很重要的我们就把它归结为叫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新基建覆盖的范围，实际上也是在不断演变的，大家可以从周昆平博士的讲义里看到，早期主要是指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再接着又把它扩展到数据中心。随着范围不断地扩展，又加进来特高压、城际高速、新能源充电桩这样一些在整个产业转型过程中要密切联系的相关的基础设施。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在转变中的，大家在不断地思考、完善过程中的概念。但是总体上，大家对新基建在当下，在支持经济增长、促进转型方面寄予厚望。
现在我们目前新基建覆盖的几个方面，主要是包括，比如数字经济的发展所相关联的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数据中心，也包括特高压，还包括我们城市群的发展所推动的城际交通网络。因为中国现在大家基本上看到，城市化还有空间，但是已经进入到快速城市化的中后期，整个城市化发展的重点已经开始变成以城市群为主体，中国几个主要的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的动力，包括大湾区城市群。所以怎么促进城际交通的联系，这也可以说是新的基建。大家可能说它是旧的，但是它是因为新的城镇化、城市群发展的需要。
包括在这一次疫情期间，暴露出来我们整个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不足，比如说我们到哪里去登记，还是用非常原始的手工填报，重复的填报，说明整个智慧城市渗透到日常的生活、公共服务的程度还不够，还需要强化这个基础设施。同时我们整个未来的办公也好、商务也好，更多的通过数字，通过不接触的方式，做金融业务、做交易业务，相应的新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也上升。所以这是着眼于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步。
新基建的概念提出，现在慢慢从一个理念变成一个现实，从政策慢慢变成具体的项目，所以这中间会带动我们的投资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带来很多的投资机会。它也会客观上提出来，要有新的业务方式来支持这个新基建，要有新的融资方式，要有新的专业知识来支持它，需要有新的商业模式去配合它。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在新基建刚开始起步的阶段，我们通过周昆平博士的系统梳理，希望大家对新基建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样能够更早地切入到新基建及其相关产业里面，为促进经济的转型、适应经济的转型提供动力。
问题一：新基建如何避免传统基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比如产能过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资本的参与项目运作是否有最低或者最高比例限制？
答：我认为现在新基建出现产能过剩的概率还不是太高，因为它有技术含量。有技术含量那就有技术门槛了，不像一些过去讲的“两高一剩”，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还没有过剩，因为这样的人是需要培养周期的。
怎么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想还是政府做一些引导，企业来参与，市场来参与，未来可能还会有具体实施细则。
关于社会资本参与项目运作的比例还没有明确，但我认为未来可能更多的用社会资本参与。政府的债务也比较高了，还是更多的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
问题二：新基建的产业是市场主体还是国家主导呢？
答：新基建是国家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这个大家总有争论，很多学者认为我们不要有产业政策，有些经济学家就认为我们需要产业政策，我觉得要结合，这里面国家要进行引导，国家也要进行扶持。当然，肯定要有财政政策的支持，包括补贴，我们的财政政策不能乱撒钱，我们要精准，精准就是精准支持这些未来对中国经济起到关键作用的企业，我觉得这是关键。
问题三：请问对于银行来讲，可以在新基建发展中与相关企业开展什么新的业务合作模式
答：银行和投资公司、信托等合作，进行投资；银行和IT公司合作，包括大数据应用，现在大数据在银行的应用，大概是10%都不到，还是要经过人工干预。未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企业进行放贷，对企业风险进行评估，需要建立模型，然后用模型不断地进行测试，实践当中去检验，再来修正。未来的银行是开放银行，需要在自身发展、融资等方面进行合作。
问题四：新基建能不能挑大梁？
答：这个问题要从长远角度看。现在很小，但未来不会小。刚才讲了，新基建它实际上包含了老基建的一些部分，赋予了新的内容。比如现在搞城市轨道交通，不跟5G联系起来，不跟大数据联系起来行吗？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基建吗？不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需要转变。为什么国家要把城市轨道交通和很多我们认为是老基建的东西放进去呢，概念不一样了。
本期活动由深圳市资产管理学会主办，罗湖区金融服务署、南山区工信局（金融工作局）战略合作支持，阿博茨科技、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金鹰基金、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东莞信托、凯伦股份（300715）、华中科技大学深圳校友会协办。
（文字|王书颖，编辑|李俊骁，责编|冯星鑫）
周昆平，理学博士，现任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负责人、中国银行协会行业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理事、上海市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信息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的工作：宏观经济金融、银行发展战略和业务策略、组织架构与流程银行建设以及金融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金融时报》、《银行家》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参与制定交通银行战略规划的制定，参与交通银行引进外资及上市前期准备工作，参与交通银行组织架构改革以及深化改革等课题的研究以及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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